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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是美蘇冷戰時期的不幸產物。
它的出籠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醞釀和炮制過程，并算與冷戰的發展歷程幾乎是亦步亦趨的。
早在1946年10月2日，蘇聯國家安全部就向聯共（布）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呈送了《關于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某些工作人員的民族主義表現》的報告。
此后，國家安全部便盯上了猶委會。
1947年12月，在辦理斯大林私生活泄密一案中，國家安全部通過嚴刑逼供迫使伊薩克·戈爾德施泰因在誣陷猶委會的審訊記錄上簽了字。
該記錄指出：
「戈爾德施泰因曾聽格林貝格講，後來又通過他親自同猶委會的領導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費費爾、馬爾基什還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猶委會作掩護，從事據說仿佛是反蘇的民族主義活動，與國外的反動猶太人群體保持密切的聯系，并進行間諜活動。」
1947年12月28日，國家安全部據此逮捕了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猶委會成員扎哈爾·格林貝格，然后使用欺騙的方法誘使格林貝格于1948年3月1日在事先編造的「審訊記錄」上簽了字，其中詳細供述了猶委會的民族主義活動以及米霍埃爾斯、費費爾、洛佐夫斯基在這種民族主義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證實了戈爾德施泰因的供詞。
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國家安全部先后把審訊戈爾德施泰因和格林貝格的筆錄分別呈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正是這些假口供成為「有名的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的起因」。
事實上，1948年1月12日國家安全部受命謀殺米霍埃爾斯后，阿巴庫莫夫就明白：此舉「必將成為一個更大規模案件的開始」。
1948年3月26日，他給斯大林、日丹諾夫和庫茲涅佐夫呈交了一份長達15頁的文件——《蘇聯國家安全部就猶委會的嚴重問題致蘇聯部長會議的報告》，該報告與此前其他相關報告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
它第一次把叛國罪加到猶委會身上，從而「加速了1952年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成員的審訊乃至判決的步伐」。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二月事件」，4月，斯大林采取措施封鎖了西柏林，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加劇，形成了第一次冷戰[高·潮]。
在這種形勢下，斯大林對猶太民族固有的敵視和疑慮日益加劇。
為了在與西方的冷戰中清除一切潛在的威脅和異己力量，蘇聯當局決定對國內這個唯一具有影響力的猶太人組織采取斷然措施。
1948年11月20耳，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準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授權蘇聯國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因為事實表明該委員會乃是反蘇宣傳的中心，并且經常向國外情報機關提供反蘇情報。同時，據此查封該委員會的報刊出版機構。接管委員會的善后事務。目前不逮捕任何人」。
次日，國家安全部秘密查封了猶委會辦公大樓，所有檔案與書籍都被打包用卡車運往國家安全部的倉庫。在蘇聯歷史上存在了7年之久、曾經輝煌一時的猶委會及其機關報《團結報》就這樣一起被腰斬了。
斯大林關于解散猶委會但「目前不逮捕任何人」的決定非常短暫。
1948年12月下旬，大規模的逮捕就已經開始。
12月24日，猶委會領導人費費爾第一個被捕，并且被直接關進國家安全部的內部監獄。
阿巴庫莫夫在當天夜里就對費費爾進行了審問，并威脅他說，如不招認，就要挨打。
隨后，費費爾按照阿巴庫莫夫的指示開始誣告猶委會的相關成員和其他與猶委會有關的人。
12月24日晚上，正在包特金醫院住院的莫斯科國家猶太劇院藝術指導祖斯金被捕。
1949年上月13日，猶委會主席團成員希梅利奧維奇和尤澤福維奇被捕。1月下旬逮捕達到[高·潮]。
在「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的15名被告中，有9名都是1月24~28日這短短的幾天時間里被捕的。
其中包括：
猶委會主席團成員貝格爾森、伊·謝·瓦堅貝格及其妻子柴·謝·瓦堅貝格、奧斯特洛夫斯卡婭、克維特科、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馬爾基什、什泰恩、蘇聯情報局官員埃·伊·泰烏明。
該案最后一個被捕的是蘇聯情報局官員列·雅·塔爾米(1949年7月3日)。
新解密的檔案表明，「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是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副主席馬林科夫的直接領導下炮制的。
1949年1月13日，馬林科夫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什基里亞托夫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召見了已經卸職的洛佐夫斯基。
他以洛佐大斯基曾經參與審訂了1944年2月5日由米霍埃爾斯、愛潑斯坦、費費爾簽名起草的有關「克里木方案」的信件為由，指控其進行犯罪活動。
盡管洛佐夫斯基不承認自已犯有任何罪行，但在談話結束后，馬林科夫和什基里亞托夫還是給斯大林寫了一份報告，以「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聯系和與中央委員行為不符」為名，建議將洛佐夫斯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
1949年1月18日，聯共（布）中央以征詢意見的方式通過了將洛佐夫斯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并開除出黨的決議，1949年1月26日下令將其逮捕。
隨后，馬林科夫、什基里亞托夫和阿巴庫莫夫及其親信利用猶委會被解散這一事實，以各種捏造的政治罪名和偽造的審訊記錄，精心起制了「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
1952年7月18日，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做出終審判決。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費費爾等13人被槍決。什泰恩被發配到邊遠地區的勞改營。他們所獲得的各種獎章和勛章也被全部剝奪。
布雷格曼因為心力衰竭1953年1月23日死于獄中。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不僅是個多幕劇，而且是一個連續劇。
悲劇的規模并不局限于洛佐夫斯基等15名被告。
1948~1952年，受到此案件牽連而遭到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還有110人。
其中有10人被判處極刑，95人分別被判處5~25年的勞改或者流放，被捕后最終上訴訟的僅5人。
例如：
猶委會代理責任書記海菲茨在猶委會被查封后不久，即被指控參加「有關猶太復國主義陰謀」而被捕，1952年8月，受到單獨審判，判處在勞動集中營監禁25年，斯大林死后不久獲釋；《團結報》代理責任編輯日茨，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于獄中。猶委會的編輯瑙姆·列文(1950年11月22日)、記者馬里亞姆·艾森施塔特(1952年7月30日)、武裝部隊授銜委員會副主任阿倫·托卡里(1952年8月1日)都因為被指控在猶委會的掩蓋下，從事反蘇間諜活動和民族主義活動等罪名先后被槍斃…
不僅如此，「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龍卷風，在蘇聯社會四處盤旋，張開了血盆大口，準備吞噬更多的無辜者。
因為，斯大林還遠遠沒有達到他的真正目的一驅逐整個猶太民族，并且在蘇聯掀起新的一輪大清洗。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蘇聯和東歐國家掀起了一股反猶主義狂潮。這一政策顯然是與那一時期國際冷戰形勢的惡化分不開的。
當時，「蘇聯在東西方冷戰中總體上處于下風」。
1948~1949年，蘇聯在長達一年多的柏林危機中一無所獲，與此同時，因為蘇南沖突，蘇聯還失去了南斯拉夫這個在歐洲最大的盟友。
1949年9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式建立，美國在歐洲大陸組成了一個遏制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弧形包圍圈。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東西方之間的冷戰達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時，蘇聯一手扶持建立起來的以色列為了尋求美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援助，公開放棄了冷成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國出兵朝鮮，開始向美國靠攏，蘇以關系逐漸惡化。
這種形勢對于蘇聯的內外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種種跡象表明，斯大林當時已經在為新的戰爭做準備，他希望通過新的戰爭來埋葬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而下一場戰爭的對手無疑將是美國。當時，兩國不僅在心理上已經處于戰爭狀態，而且雙方的飛行員事實上已經在朝鮮戰場上暗中交火。
1951年10月6日，斯大林在關于原子彈問題答《真理報》記者問時說：
「一旦美國進攻我國，美國統治集團就將使用原子彈。正是由于這種情況，蘇聯才不得不備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準備來對付侵略者。」
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發表了揭露「醫生陰謀」的文章——《披著醫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間諜與謀殺者》，其中蘇聯方面就指責美英「在狂熱地準備新的世界大戰」。
在美國，猶太人勢力舉足輕重。不論是蘇聯還是東歐國家的猶太人都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猶太人憎恨蘇聯是因為蘇聯對他們不公平，猶太人熱愛美國是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
一且戰爭爆發，這些親美、把以色列視為自己真正的祖國的猶太人無疑就會成為美國的第五縱隊，成為蘇聯的背叛者。
1951年10月，蘇聯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留明在審問被捕的列·羅·舍伊寧時一語道破天機：美國「現在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所以，「在我們的時代，敵對的活動和計劃均與美國難脫干系」。
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講話時更直言不諱地指出：
「任何一個猶太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都是美國情報機關的間諜。猶太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拯救了他們的民族…他們認為自己欠了美國人的債。」
因此，為了對付美國人，首先就要解決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猶太人問題。
這就是斯大林下令在國內制造「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策劃「醫生陰謀」等一系列反猶案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斯蘭斯基案件，以及把逮捕「猶太復國主義代理人」和「世界主義分子」的反猶行動擴大到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蘭的根本原因。
按照斯大林最初的設想，準備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的15名案犯進行公開審判，以便為全面清洗蘇聯猶太人進行輿論造勢。
即是說，該案將發揮後來由「醫生陰謀」案承擔的功能。
所謂「醫生陰謀」案來龍去脈是這樣：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播發了一條驚人的消息：蘇聯出現了醫生暗殺集團，他們通過有害的醫療方法，以減少蘇維埃國家政治活動家的壽命。日丹諾夫和謝爾巴科夫就死于「這個披著人皮的野獸匪幫」手中。
塔斯社還宣布，業已查明，這一醫生團伙的所有參加者均受雇于外國情報機關，向他們出賣靈魂與肉體，是他們雇傭的「忠實走狗」。
克里姆林宮醫院為高級領導人治病的許多著名醫學家相繼被捕。而普通醫生莉季婭·季瑪舒克因揭露「罪犯團伙」而很快得到提升，蘇聯蘇維埃主席團授予她列寧勛章。
「醫生案件」如同晴天霹靂，震驚了整個蘇聯，也震驚了全世界。克里姆林宮的醫生居然成了間諜和殺手！人們對醫生產生了恐懼感。結果，門診部變得冷冷清清，醫院患者拒絕醫生的藥方，白衣使者頓時成了死亡「魔鬼」。
那麼，「醫生案件」是如何被炮制出來的呢？
1953年1月13日前不久，斯大林同當時的蘇聯衛生部長、蘇聯醫學科學院院長葉菲姆·斯米爾諾夫在南方一起度假。
斯大林問斯米爾諾夫，給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諾夫看病的是哪個醫生，為什麼一個醫生治病，兩個病人卻都死去了。
斯米爾諾夫向斯大林解釋，給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諾夫看病的是最優秀的醫生，是季米特洛夫自己向日丹諾夫推薦這個醫生給日丹諾夫看病。但斯大林顯然未被說服。
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是給斯大林看病的醫生。有一次，他給斯大林檢查身體，發現斯大林的身體狀況很不好。
他在病歷上寫道，必須立即使病人完全停止一切活動。作為醫生，他的這個診斷是對病人負責的，但是，當聽完貝利亞轉述維諾格拉多夫醫生的意見后，斯大林非常氣憤，要求將其「銬起來！」在斯大林看來，這個醫生無疑是阻礙他參加一切政治活動。
于是，這個醫生很快就被逮捕了。
隨后，克里姆林宮醫院就出現了「揭發者」和「告密者」。一場清除隱藏在領導人身邊的敵人運動開始了。這場運動來得快，消失得也快。斯大林去世后，被關在監獄的醫生們獲得了自由。蘇聯一個新的時期到來了。
在「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調查結束多半年后，到了1950年11月，斯大林開始擔憂這一審判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原因是當冷戰已經進入第一次[高·潮]之際，有關猶委會的犯罪指控根本無法引起公眾的關注，難以在輿論界產生震撼人心的轟動效應：
在預定的審判中，對于猶委會從事反蘇民族主義活動最嚴重的指控就是它與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相互勾結，企圖在克里木建立猶太共和國，而能夠昭示給世人的最有力的證據僅僅是那封關于「克里木方案」的建議信；至于把蘇聯多年來最忠誠的友人戈爾德貝格和諾維克誣陷為美國間諜，并以此為由指控猶委會把所謂的國家機密泄露給美國人則更是家丑不可外揚。
另外，被告們的供詞不僅自相矛盾，而且洛佐夫斯基和希梅利奧維奇等四人在偵訊結束時就已經推翻了自己的供詞。
由于缺乏過硬的、令人信服的證據，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進行公開審判的想法最終走進了死胡同，以至于所有被告從開始被捕、偵查、審判到最后被槍決，蘇聯當局均未向任何媒體披露過任何消息。
即是說，「這一案件并未實現它的更廣泛的目的」。
因此，要達到全面清洗蘇聯猶太人的目的，斯大林就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案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醫生陰謀」案件。
1953年1月13日，《真理報》首次把「醫生陰謀」公諸于世。
這一案件的公布立即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蘇聯社會的反猶情緒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
從這一方面來講，「醫生陰謀」案件的確達到了「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所未能達到的效果。
根據整個事件的發展來看，斯大林可能打算在1953年3月中旬對「醫生陰謀」案件進行公開審判，并借機將猶委會案件的詳情公之于眾。
屆時蘇聯人的反猶情緒將會達到[高·潮]，并會自發的對猶太人實施屠殺和酷刑。
那時，蘇聯當局就會以從人民的怒火中解救猶太人為名，將所有的猶太人驅逐到比羅比詹，然后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這就是斯大林「徹底解決」蘇聯猶太人問題的「地獄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蘇聯猶太人才免去了一場滅族之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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